刘本森

　　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建设。2013年，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：沂蒙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，“希望大家发扬光荣传统，总结实践经验，把党的建设抓得更扎实、更有效”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，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，强调要“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、思想建设、组织建设、作风建设、纪律建设”。以“党群同心、军民情深、水乳交融、生死与共”为内涵的沂蒙精神，提供了党的建设的生动典范，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。

　　牢记沂蒙精神“跟党走”的本质，“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”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各级党组织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，教育引导广大党员、干部筑牢信仰之基、把稳思想之舵、补足精神之钙，自觉做远大理想、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。”沂蒙精神“人民群众跟党走”的本质，生动彰显了齐鲁儿女“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”的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核心意识、看齐意识。

　　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，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。沂蒙精神是服从中央、维护中央的生动范例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山东地方党组织组建了数万人的地方武装——八路军山东纵队。1938年底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，山东境内有党领导下的第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两支部队。两支部队互相配合与支持，但并未实现统一指挥。1942年8月，根据中央军委命令，山东纵队改为山东军区，归第一一五师指挥。1943年3月，中央军委决定：第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军区，罗荣桓担任司令员兼政委。此次精简整编，各级组织领导得力，方案措施可行，特别是山东纵队广大指战员识大体、顾大局，无条件地执行命令，坚决服从党中央，表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。

　　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党中央提出“向北发展，向南防御”的战略方针，先后派出11万人的部队和2万名干部开往东北。其中，山东主力部队7万人和山东地方干部6000余人，坚决听从党中央指挥，迅速开赴东北。解放战争后期，大量国民党统治区域被解放，亟待接管，山东各战略区从全国解放大局出发，认真执行党中央指示，先后有4万余名干部分9个批次南下到浙江、上海、广东等省市，为全国的解放和南方广大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、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　　革命战争年代，山东广大人民群众一心一意跟党走，坚决听从党指挥，对党忠诚、服从大局，勇于担当、无私奉献。新时代，必须发扬光大沂蒙精神“跟党走”的本质，把旗帜鲜明讲政治作为根本要求，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。

　　坚定沂蒙精神“党群同心”的信念，强化组织建设这一党的力量来源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基础”，“党的力量来自组织。党的全面领导、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。”沂蒙精神生动践行了党的组织建设这一力量来源。

　　组织建设中，最基本的是基层党组织建设。“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、力量之源”。革命时期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始终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摆到重要工作日程上，自下而上地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工作。1943年，山东分局先后发出《关于改造支部工作的决定》《关于改造支部工作的补充指示》，认真改造并发展党的基层组织。据统计，到1946年12月，三年多的时间，渤海区新建党支部1709个，胶东区新建党支部1480多个，鲁南区新建党支部1255个。到1949年4月，山东解放区共有基层党支部37743个。发展党员工作，是党的基层组织的一项经常性工作，也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。1936年5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正式成立时，全省仅有党员2000多名。此后，在党中央的领导下，山东省委按照积极慎重的原则，在全省各地展开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和党员的发展工作，到抗战胜利时，山东根据地党员人数发展到20多万。

　　山东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党的组织建设得到强化，其根源在于党群同心。新时代，坚定沂蒙精神“党群同心”的信念，以人民至上的理念加强党的组织建设，一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坚持发展为了人民、发展依靠人民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。

　　巩固沂蒙精神“军民情深”的优势，让“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”

　　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工作作风问题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，永远没有休止符，必须抓常、抓细、抓长，持续努力、久久为功”。革命年代沂蒙精神“军民情深”的内涵，是党和人民军队作风建设的生动体现。

　　革命年代，战斗在齐鲁大地的党员干部率先垂范，以模范行动展现优良作风，深深感召着人民群众。徐向前住在沂南孙祖时，见房东老人穿得单薄，便脱下自己的大衣送给老人；省政府主席黎玉和劳动模范开会合影时，自己站在最后一排不起眼的地方。正是在党的干部示范带动下，山东各级党组织才能形成优良的作风，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。

　　党领导的人民军队，将作风建设视为重中之重，生动体现了军民的鱼水深情。罗荣桓在鲁南地区开辟根据地时，提出了作风过得硬、打仗过得硬、组织过得硬的“三个过得硬”；为加强作风建设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三旅九团开展了“三不走”活动：即群众家的水缸不满不走、地不扫不走、没有向群众告别不走，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认可，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。山东根据地还出台了《关于招待费及菜金马干费的决定》等文件，通过一系列硬性约束的强化，锤炼了山东党政军民的优良作风。

　　党的实际行动和军队的优良作风，进一步巩固了军民情深的鱼水关系。人民群众积极开展爱党拥军活动。相关数据显示，从抗战初期到解放战争结束，沂蒙人民捐赠的军鞋有315.13万双、救护的伤员达5.9万人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地区有1106万民工、民兵支援前线。军民情深进一步促进了党和人民军队的作风建设，形成了良性循环。新时代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，一定要巩固沂蒙精神“军民情深”的优势。山东是全国唯一以省命名的革命老区、是兵源大省，一直有党群同心、军民情深的光荣传统，要充分利用好沂蒙精神这一红色文化资源优势，在深化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进一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。

　　传承沂蒙精神“水乳交融”的力量，“全面加强纪律建设”

　　纪律严明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。”沂蒙精神是党群干群关系的一面镜子、一把尺子。“水乳交融、生死与共”的党群关系能够形成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山东根据地重视纪律建设，重视巩固和发展党政军民鱼水关系。

　　政治纪律是最重要、最根本、最关键的纪律。早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，山东党组织就把政治纪律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，努力做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，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工作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山东党组织坚持随时向党中央报告工作，并通过电报得到党中央的坚强领导。同时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努力确保本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，要求下属党组织每月必须报告一次工作。正是因为始终将政治纪律摆在首位，党的力量才得以在残酷的环境中成长壮大，在战火中带领人民群众赢得最后的胜利。

　　群众纪律是党组织和党员保持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、正确处理同人民群众关系的行为规范，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制胜法宝。1937年10月，中共山东省委下令要求严格部队纪律，贯彻“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”，做到秋毫无犯。其中，由廖容标司令员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，由于严格执行群众纪律，被当地群众称为“菩萨军”，廖容标本人被称为“菩萨司令”。

　　加强党的纪律建设，很重要的一点是严惩贪污腐败。革命战争年代，山东各级党组织始终把廉政反腐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，1940年12月，山东省战工会出台《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》，坚持正风肃纪，接受人民监督。

　　新时代，加强党的纪律建设，一方面要传承沂蒙精神“水乳交融”的力量，用沂蒙精神的鲜活事例教育广大党员干部，另一方面要牢记以人民群众为中心，将沂蒙精神“水乳交融”的党群关系境界作为标准，进一步促进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。

　　永葆沂蒙精神“生死与共”的底色，抓好思想建设这一“党的基础性建设”

　　“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。革命理想高于天。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，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。”沂蒙精神充分展现了党和人民群众“生死与共”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的理想信念。

　　沂蒙精神源于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共产主义的信念。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把马克思主义带到齐鲁大地，建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。弥留之际，他仍勉励同志们要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”。1928年到1933年，山东党组织遭到多次破坏，面对敌人的残酷镇压，山东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从未动摇，以刘仲莹、赵健民、鹿省三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持斗争、执著找党，几经波折，终于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取得联系，并在中央指示下，于1936年重建山东省委。

　　发扬光大沂蒙精神，就要永葆党和人民群众“生死与共”的底色，共同铸就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。新时代，要抓好党的建设，就要抓好理想信念这个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。正如总书记指出的：“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‘钙’，没有理想信念，理想信念不坚定，精神上就会‘缺钙’，就会得‘软骨病’；坚定理想信念，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，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；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，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，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，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。”

　　沂蒙精神凝聚了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崇高品质，彰显了人民群众一心向党的博大情怀，蕴含了抓好党的建设的成功密码。立足新时代，面对新使命，我们要自觉践行初心使命，发扬光大沂蒙精神“党群同心、军民情深、水乳交融、生死与共”的精神内涵，抓好党的建设，谱写新时代党群关系新篇章。

　　（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教授，山东省社科理论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“四史”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