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根据地的蓬勃发展，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红军。鉴于当时根据地群众尤其妇女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，1934年中央苏区在瑞金颁发了《识字班办法》，要求政府机关、群众团体创办识字班，将离夜校较远或有家庭负担，不能加入夜校或半日学校学习的对象编入识字班，少则3人、多则10人为一个班，在闲暇时间随时学习。

　　抗日战争时期，沂蒙山区交通闭塞，群众朴实敦厚，是国民党和日军控制的薄弱环节，在这里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教育非常便利。为了配合根据地建设，沂蒙抗日根据地的宣传文化教育工作抓得卓有成效，社会教育得到较大发展。1940年12月，山东省战工会颁发战时国民教育方案，要求广泛开办识字班、夜校、补习学校、短期训练班。从一般的冬学、民校、识字班到“庄户学”，是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一项重大变革，它让教育与抗战、教育与生产紧密结合起来，成为根据地普及农村教育的一面旗帜。

　　自1940年冬季开始，沂蒙根据地每年都组织开展冬学教育，成为识字班教育的主要教学形式之一。1941年，山东妇联组织在“三八”妇女节期间发出号召，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识字运动。《大众日报》曾记载道：1941年3月，沂蒙地区的识字班一共开展了225处，学员达4502人；发展到1943年，仅莒南县内的妇女识字班就有520多个，学员规模达1.57万人。识字班运动在全省大规模开展，影响力也逐步扩大。

　　起初的识字班并不是针对妇女的专项教育，而是面向全体大众的教育形式，由于战争形势所迫，大部分男青年都参军上前线，导致识字班教育中男性学员数量下降，识字班教育逐渐成为妇女教育的典型模式。久而久之，识字班学员中剩下的大多是年轻的未婚小姑娘或者新媳妇，加上这一年龄阶段女性特有的朝气和活力，赢得了沂蒙民众的广泛好评，识字班就由一种单纯的办学形式逐渐产生了衍生意义，成为对年轻姑娘的专有称呼，成为鲜明的方言特色。当时流行的《识字班歌》，“识字班里真模范，俺到课堂去上班，一直上到下两点，回到家中快纺线；各人识字各人好，妇女地位得提高，能看书来能看报，也能看那北海票……”生动展现了女青年上识字班的情景。

　　识字班为广大青年妇女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，她们的学习积极性逐渐高涨，许多人到了如痴如迷的程度，文化水平提高很快，会看简单的书报，能写路条和简单的书信。在学习文化的同时，她们还学习政治，懂得了革命道理，思想政治觉悟也日渐提高。有一次，香港几家报社的记者到莒中县中楼区一个村庄采访，在和几位识字班学员座谈时，发现她们不仅粗通文墨，还能比较熟练地运用政治术语阐述抗日救国的道理，批判国民党消极抗日、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，表达了她们对打败侵略者、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愿望。记者们无不感到惊讶，这是他们在国统区无论走到哪个村庄也看不到的情景。

　　识字班在参加学习工作的同时，也得到了思想解放。她们勇敢地向封建思想观念挑战，破除陈规陋习，剪发、放足活动普遍展开，追求婚姻自主，在妇女解放的路上迈出了大胆的步伐。识字班不仅是一种学习形式，也是一种组织形式。它团结和争取了广大青年妇女，成为妇救会、党组织的得力助手，在拥军优属、参军、支前、生产、备战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。

　　市委党史研究院（市地方史志研究院）供稿